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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，北京，毛泽东看到一份来自中南地区的案件报告，目光停在“王盛荣”三个字上。

报告称，这位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因经济问题被判处死刑。

毛泽东当即表示疑问，要求立即放人，重新调查。

这个决定，并不是因为王盛荣曾经救过他，而是因为毛泽东知道，此人经手过更大数额的经费和物资，却从未动摇过。

王盛荣的经历，和许多从旧社会走出来的革命者一样，起点并不高。

他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贫苦渔民家庭，少年时期便到上海纱厂做童工。

机器轰鸣、工时漫长，工人的辛苦却换不来应有的报酬。

这样的生活，使他很早接触到工人运动，也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1926年，王盛荣加入纺织工会，成为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。

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，他都参与了相关工作。

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时，他负责会务和保卫事务。

此后，党组织安排他赴苏联学习。

文化基础薄弱，反而让他更加用功，白天听课，晚上补习，努力弥补早年的缺失。

1930年回国后，王盛荣先在上海工作，随后被调往闽西苏区，承担青年和少先队方面的工作。

他并非只会做宣传，更重视把青年组织起来、训练起来，动员他们参加红军和根据地建设。

由于工作扎实，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，他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。

有意思的是，王盛荣真正受到毛泽东关注，并不是从职务开始的，而是从一次危险的护送任务开始。

1932年冬，王盛荣奉命通知毛泽东参加会议，带着一个排昼夜赶路。

抵达赣南一处驻地时，枪声已经响起，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正在与敌人交火。

王盛荣没有停留观察，马上投入战斗。

战斗中，他冲进危险区域寻找毛泽东，并协助其突围。

相关回忆材料对具体细节的记载不尽相同，但王盛荣在危急时刻执行任务、保护首长的事实，多次被提及。

对革命队伍而言，这种在关键关头靠得住的作风，比口头表态更有分量。

长征开始后，因党内路线分歧，王盛荣一度被安排到干部团。

干部团中有不少受到排挤或暂时离开重要岗位的干部，徐特立、谢觉哉等人也在其中。

王盛荣没有因职务变化而消沉，反而主动照料老同志的生活。

行军条件极差，他还曾设法把缴获的火腿送给董必武、徐特立等人。

1935年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，部队行动出现分歧。

中央红军连夜北上时，王盛荣发现身边队伍已经转移，来不及穿戴整齐便追赶上去。

桥梁即将被炸毁，陈赓在桥上催他快跑，他最终赶上了队伍。

这样的细节看似琐碎，却能说明他在紧要时刻的反应和选择。

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，王盛荣长期从事政治、组织及后勤工作，但他并不排斥战斗。

1946年底，部队攻占齐齐哈尔后，庆祝活动中一支枪意外走火，击中王盛荣左腿。

伤势严重，左腿后来被截去。

此后，他只能依靠假肢和拐杖行动，却仍继续承担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盛荣负责中南地区工业和有色金属方面的事务。

1950年，为完成钨砂生产和出口任务，他到矿区调查，发现设备短缺、产量难以提高。

得知香港有一批被控制的钨砂后，他提出变通办法，以这批物资换取生产设备，并向周恩来请示。

得到批准后，运输车辆和燃料很快运抵矿区，生产任务得以完成。

问题也由此而来。

有人认为这批钨砂处理过程存在经济问题，王盛荣因此被控贪污，并在1952年被判处死刑。

毛泽东看到报告后，立即要求放人重查。

毛泽东熟悉王盛荣的另一段经历：1933年，中央上海局经费紧张，中央苏区筹集到三点五万美元，准备派人送往上海。

此前已有两名受托者携款逃走，组织一时找不到可靠人选。

邓颖超把钱交给王盛荣时，反复嘱咐他务必亲手交给陈云或杨尚昆。

王盛荣辗转多地，躲过盘查，经过数月终于把款项如数送达。

那是一笔足以改变个人命运的巨款，他却没有离开队伍。

重新调查后，王盛荣被免于死刑，但这次风波仍影响了他的仕途。

1953年，他调任中南工程局企业处副处长，从副部级岗位转为较低职务。

1957年毛泽东在湖北视察时问起他的情况，得知后作出安排，让王盛荣担任湖北省冶金工业厅厅长，并享受副省级待遇。

次年，他离开领导岗位，后来逐渐淡出政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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